法律和道德，在我们被扭曲的时代中，根本就是只有社会意识，而没有生命意识－－当我谈起社会一词时，实际上就是指统治阶级的代名词－－只有当我们激起生命的原本内涵，法律和道德才是有着落的。

    在远古的时代，当人类还不知道什么叫社会结构时，他们唯一面对的就是自己的存在及其环境意义。他们借着群体的力量来改造环境。像这种为自己的个体生命，也间接的为着“将来的人类命运”服务的“改造环境”运动，我称之为主体的生命。在那个时代，所谓的主体就是原始人的存在感知。他们所设立出来的“习俗”，基本上就是为了诠释自己与生命与环境的整体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当时的习俗，实际上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法律形式，或者就是道德传统，而使他们对存在环境的感知方式。

    然而随着物质环境的发展与演化，制度的设立就代替了存在的感知－－这是人类野心的开始，也是人类理性的逐渐成长。像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的划分，就是未来人类的命运，是从统治阶级分化出来的意识形态。当阶级不断涌现的时候，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的划分就是人类整体生命被异化的结果：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其主体的意义，也不需存在着。有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才产生了公众领域的出现－－公众领域实际上就是连接这两者的划分，从而也算是在互相竞争中平衡两者的斗争关系及其矛盾。当公众领域不断代替阶级斗争的时候，就是启蒙的时候。

    然而西方文艺复兴的启蒙意义，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启蒙教育。正如霍克海默曾经说过：

    “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为反对封建社会关系施加在它

    身上的限制，曾容忍过批判的理性。不过，曾经获胜

    的理性，只是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被

    容忍。资产阶级的统治需要以此作为工具，因为它需

    要扩张资本以维护对社会的控制”

    可见人类的历史没有真正的启蒙形态，只存在着被某个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启蒙方式。当一种“方式”代替了真正意义上的“形态”时，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生以及持续性。这种意识形态的终极作用就是“维护对社会的控制”。中国的近代启蒙意义也是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历史的启蒙只不过是阶级的启蒙；这种启蒙都是作为一种工具形态而出现的；也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而保存在民族文化的意识当中。

    可是难道人类的历史真的需要阶级的启蒙吗？难道我们不能够以自己的主体生命－－这种的原本生命来推动启蒙吗？这就是我的启蒙意义。是一个用主体的内在意义来阐述启蒙形态的生命关系。这种启蒙的意义追求的是“个体的人类生命”以及“人类的个体生命”的同一性。在这同一性中，只有用领悟，自己的劳动，守望相助等的平等意义来衡量社会发展的一切。只有当我们抽离了一切只以阶级关系来建构我们人类世界观的共同价值观，“主体的启蒙意义”才是生命的启蒙，而不是社会阶级的工具化的启蒙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