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交流的时代内，我们越来越着重对话的性质。以前我也是喜欢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形式，总感觉上比较平等的交流。然而当我知道学术话语以及世俗话语之间的不对等性的时候，我对思潮中的对话的社会意识开始进行反思了。“对话”这一词是由巴赫金所提倡的，然而到了世俗界的传播媒介时，就不再是平等的意义了，而是成为弱势群体的报复性质。怎么说呢？原本对话理论是为了消解中心与边缘的绝对化边界的僵硬状态，然而我总是感觉上发现世俗中的对话行为，往往是为了凸现出个人的绝对化形式。在现实的不对等的存在状态下，每个人往往用个人的绝对色彩来“诠释”学术中一些观念形态，例如相对化就等同于个人之间的封闭状态，相对主义就等同于反映个人间思想性质的绝对差异，平等观念就等同于主体之间的斤斤计较等等。可是在我看来，这些“误读”都是源于我们已经将后现代主义的“差异”，“反逻辑”，“反中心主义”等等的真正含义在大众化潮流中被异化了。理论的建构换来的是大众化的异化性质的解构“形态”，这就造成了大众文化与学术对话性质的脱节，从而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对真实的新人文主义的“扭曲”。也就是说，我们的时代以及社会在思想上已经很进步，但是在行为上还是处于藐视，封建，保守，极端的状态。

    在学术层面上，相对主义的真正的含义其实是在表达一种事物变化中的多样化，未完成性，以及开放相对性；然而这种对事物本质的肯定到了大众化的机制中就变成了“否定”一切思想的状态，被异化成“对思想差异的绝对肯定”－－这是大众文化，或者媒体文化对学术观点的形而上学化，也就是我们对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性质或其本质的描述话语。可是我们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及其特征，或者说这种媒介形式的形而上学化特质抱着一种“放纵”的态度：这是由于我们喜欢彼此的竞争性对话多过于言谈性的对话“过程”。龙英台也说过我们的时代有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即：只要对国家好的就是道德的行为，对国家不好的就是堕落的性质－－然而如果我们将“国家”一词转换成“民族性”或者“台湾的主体性”的话，您可知道这种意识形态的诡辩性吗？我们一直强调多元化的文化行为，然而似乎政治文化的趋向是走向绝对差异，各自为政的“主体行为”。可见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或者平民老百姓们已经被媒体性质的政治文化“话语程序”所蒙骗了。实际上在我看来，消费文化就是这种蒙蔽的最高手段及其策略形态，为的是在思想层面上不知不觉被塑造成个人主义式的“绝对主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锁，社会上说强调的“对话形式”实际上不是指社会生活性的对话交流，而是诸如八卦新闻，公众舆论等笼统的“休闲时光”的意识形态性。这是一种被文化霸权“允许”的交流“圈子”，而不是全体社会的参与性的“沟通”性质。这就造成了社会系统往往“挪用”学术观点的表象形态来生产一些属于个人性话语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掩盖不对等的社会等机制，而不是消解中心与边缘的固定等级性。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分辨出社会的诡辩话语形态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用最简单的形式来分辨人文主义与各种主义的差异性质。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世界观的最根本的核心深处，其实就是展现了人性中的腐败性质，同时表达了被压抑着的人文关怀－－在这里是指生命化的关怀方式及其领悟过程。简单的说：从“人”的角度看或者诠释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就是人文主义的理论目标及其精神方式，但是若从各种社会或者文化的意义，价值来看或者诠释“人的本体”性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等等的国家主义或者世界主义的政治话语模式。当我们说环境影响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肯定人的社会贡献的地位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社会贡献，人就不再是人了－－这是整个时代或者社会所要排斥的人本主义性质。社会的结构化导致了人本的结构化，这就是社会所希望的异化机制的操纵策略，是社会性的终极关怀。可是当我们注重人本性质时，我们就不会再被社会机制所异化－－因为所谓“社会”的真正含义，从现实过程来说，就是金钱主义的等级划分，一切的社会阶层的层次性：诸如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思潮等等意义都是这种金钱主义之等级划分的产物。只要我们看看后现代时代的官僚作风及其等级意义的划分形式就能洞察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