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毕竟是牵涉一百多万移民生死存亡的大事啊,难怪李伯宁先生放心不下。即使是与移民和三峡工程毫不相干的“老外”,听到如此庞大的移民数字,也会大吃一惊。
前面已经说过,移民的问题很复杂:既涉及经济,也关乎政治,弄不好,非但移民生计不保,更重要的将会使这一地区隐埋不安定的种子,久而久之,势必引起动乱,严重破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各界许多知名人士,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主张放弃推迟三峡工程建设;也正是由于建国以来许多水库兴建过程中遭遇移民“后遗症”问题的缘故,亦有不少人摇唇鼓舌,大肆宣讲“前车之鉴”,极力阻饶三峡工程上马。
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已40年了。争论双方都被这旷日持久的争吵,搞得焦头烂额。果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么?”
非也。
有一个事实,连反对派也不得不承认:即走“开发性移民”之路,确实能够给移民带来经济效益,给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生机!
还有一个明摆着的现也无须遮掩的事实:即过去的水库移民“一次性赔偿”的办法行不通。国家无创收,移民无出路,这样的傻事不能再干了。
什么叫经验教训?知错了,已经在改错,难道还得非翻“旧帐”不行吗?
三门峡和丹江口水库移民的过去是痛苦的,可如今呢?那里的人民仍在受苦受难吗?每一个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中国人,看到那里的人民在“拨乱反正”后生活日益走向富裕,还会耿耿于怀骂娘么?
还是用数字来说话吧:
1978年,丹江口库区人均收入只有65元;到1984年,还有80%的移民未解决温饱问题。但到了1989年,人均收达429元,低于200元的减少到5%左右,其中弱智者居多。
据1988年对新安江水库库区安置的16个县市的调查,40%以上的移民新建或翻盖了住房,其中10%盖了小楼房。
据1989年统计,水利部直属工程已安排的几十座大中型水库,移民生活水平有了程度不同的提高,80%以上的移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全国已有淳安县、歙县、郧县、郧西县、丹江口市、南漳县和秭归县等七个县市的移民人均收入率先超过非库区,有一小部份移民走上了富裕之路。
数据虽不令人乐观,但毕竟是有所改变啊!
“有所改变”靠什么?
——当然是政策。试想,三峡工程国家已确定了“开发性移民”的好政策,前景如何呀?
答案似乎有了,又好象没有。
因为:谋事在人!
再好的政策,倘若遇上“歪嘴和尚”呢?三峡工程移民——百万移民啊,岂可视作儿戏?
●北京的最高决策
80年代之始,正是中国拨乱反正、实行改革且面向世界敞开国门之时。这时,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初战告捷,大江截流成功,一期工程基本建成,七台机组全面投产。正是基于上述有利条件,“长办”主张乘葛洲坝工程奏凯的大好时机,一
鼓作气,拿下三峡工程。
水电部长钱正英很欣赏林一山的矢志不移的举措,要求他尽快向中央提交三峡工程“150方案”;同时,积极在北京为三峡上马奔走呼吁。
林一山带领庞大的设计队伍,夜以继日辛勤劳作,于1983年5月将“150方案”提交国家计委。6月份,国家计划将该方案上报国务院。后经11个月的时间由水电部、“长办”再作论证、补充和修改,国务院于1984年4月5日原则批准了“150方案”。
为了搞好移民和规划、统筹三峡库区经济开发,中共中央亦作出决定:拟建三峡特区。原则规定,三峡特区的区域范围限于与库区相关的县市;三峡特区行使省级职权,直属中央管辖。
与此相适应,国务院亦确定组建三峡工程建设的总甲方——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建处,指定原水电部副部长陈赓仪任主任。该筹建处于1984年12月在湖北宜昌市挂牌办公。国务院明确规定: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为国务院的直属局,由水电部代管。
该筹建处的职能是:组织三峡工程的各项科研活动,协调设计部门和施工单位做好三峡工程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1985年的湖北宜昌,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热点地区。一时间,全国各地的传媒机构争相报道三峡工程即将上马和三峡建省的消息。许多国外对三峡工程感兴趣的机构和部门,纷纷组团访华。香港及各国驻京记者,也蠢蠢欲动,向海外传递着有关三峡工程的信息……
铁道部宣布:开通北京至宜昌的直达列车;
三峡省地图,已经挂在了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前,时而凝视,紧皱眉头;时而抚摸,暗自欣赏……
●李伯宁领命三峡行
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三峡特区,后改定为三峡省。从许多个候选人当中确定了牵头负责人:水电部副部长李伯宁。
李伯宁,1918年出生于河北任邱。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冀中坚持敌后斗争。1949年参加水利部的筹组工作,40多年来历任副司长、司长、副部长等职。从50年代起就是水利基建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李伯宁领命赴三峡。自称“感到又高兴,又惶恐。高兴的是,我做了那么漫长的三峡梦,终于盼到这一天,波光粼粼的高峡平湖已经在望了;惶恐的是,压在我肓上的担子太重,安置几十万移民的艰巨任务,我力不胜任。但中央既已决定,我只能服从且尽力而为!”
来到宜昌后,李伯宁蹰躇满志,决心为三峡省,为库民贫困县市的人民的未来拼命一搏。筹备一个行政省份的工作千头万绪,三峡省的未来就要描绘在“一穷二白”的纸上,具有诗人气质的李伯伯对他履行的使命充满信心!
1985年的上半年,李伯宁往返穿梭于北京—宜昌—万县—涪陵—重庆之间,与中央及湖北、四川省的领导同志商讨库区经济发展规划及开发型移民的选点示范工作。下半年,则着重从全国各地招聘干部,逐步建立健全省政府机构及各职能部门。现《中国水利报》社长杨秀伟先生曾作为省委宣传组负责人驻扎宜昌,为“招兵买马”而异常活跃;原《中国电力报》社总编辑李讲亦曾以《三峡日报》负责人身份,在宜昌频繁活动;著名诗人雷抒雁,则负责筹备文化厅的工作……
省政府行政首脑,除李伯宁外,湖北、四川两省均委派两人担任副手。短短几个月时间,各局、办筹备组的负责人均欣然受命赶赴未来的省府宜昌,祈盼在三峡省的创业路上大展拳脚,青史留名。
为使同事们深入了解三峡工程和理解中央对移民工作的指示,探索如何“变一次性赔偿为开发型移民”的道路,李伯宁在三峡省筹备组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修建三峡工程的重大意义”的长篇讲话。
他强调说:“为什么要在长江修建三峡大坝?因为它有巨大的综合效益,例如:防洪、发电、航运等。但我看第一位的效益是可以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
他认为:“我们三峡地区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对此有个清楚的了解,不能人在山中不知山。”
他指出:“30多年来,由于工作迟迟不定,川东、鄂西地一直不敢上大的骨干项目,所以这里的穷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扭转和改善。如果工程再拖下去,谁也不敢往这里摆项目,库区还得穷熬下去。库区移民虽有困难,但只要工程上马,通过工程建设和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群众就会越来越富。”
●移民,踏破铁鞋探新路
如何改变“一次性赔偿”的移民政策?说改,只一句话,一个指令,“一次性赔偿”就不存在了?
何谓“开发性移民”?
开发,意味着改革、创新。可怎么开发,又如何“定型”呢?移民搬迁,是就此后靠往山上走,还是迁往别的什么地方去呢?“就地后靠”靠到荒山野岭上了,农民要重新开荒种地,这原有生活水准能维护住或有所改善么?倘苦“就此后靠”农民思想上拐不过弯来怎么办?搬迁后生活水准非但无改善而反有降低,又该如何是好?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呀……李伯宁苦苦寻思着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一段话:“在荆棘丛生的草地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李伯宁决心以创业者的拓荒精神,在充满神奇的三峡库区,寻找、探索出一条既适合库区经济发展,又利于移民生活的道路——尽管这条路,充满荆棘且坎坷不平!
“八千里路云和月”?
——何止!在秭归、巴东、巫山、奉节……李伯宁风尘仆仆,
每到一处内心便多一份沉重。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在向这位身负重任的陌生人展显一个穷字;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都少有生机和活力。沿江所有的城市破旧,街道窄小,环境污染严重;中小型企业倒是不少,但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企业呀:设备陈旧,工艺简陋,产口质量低劣,多半企业年年亏损……乡村农舍,茅棚、小瓦房有之,土墙、寒窑有之;长年累月以红薯、包谷渡日者有之,长年不知肉为何味者有之,更有甚者,长年无油吃,有时还断了食盐;真个是“江南绿……能不忆江南”?却见“人比黄花瘦”……
经过详细调查了解,李伯宁吃惊地发现,三峡地区由于地质条件和生态环境原因,形成水土化学环境性地方病高发区。已发现和确珍的有慢性氟中毒(当地称“地氟病”)、甲状腺肿、血丝虫、钩虫、血吸虫、肺吸虫、克山、克汀、疟疾等九种地方病。慢性氟中毒病区蔓延至23个县,患者84.4万人。石柱县在15个乡的中小学校开展普查,受查学生7039人中,患氟斑牙的有4584人。
目前,彭水县氟中毒者中已有1100多人瘫痪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过着“床上挖个孔,床下放只桶,吃饭要人喂,解便不用手”的悲惨生活;
甲状腺肿病区波及14个县,患者51.98万人;其中宜昌地区8个县53个区(镇)调查,患者多达45万人。
血丝虫病区达12个县,患者5.14万人,其中晚期患者达3.84万人;
克山病,以石柱、垫江、丰都、涪陵四县市为甚,在已发现患者2824人中,已死亡2623人;
人畜饮水困难,是峡地区人民的又一沉重负担。李伯宁痛苦地了解到:眼下三峡地区还有269万人和237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没有解决。以致于“一水五用”:即先洗菜后洗脸再洗衣、洗脚,最后供畜生饮用……
“这——就是我要为之奋斗的三峡省啊!”李伯宁足迹踏遍整个三峡地区后返回宜昌,心潮起伏,夜不能寐……上三峡,移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李伯宁把收集的资料反复比较,鉴别,打算在条件比较适宜的三个地区的乡材和城镇,各找几块地方搞移民试点,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于是,他拨通了省政府筹备组秘书组的电话,打算集思广益,把创造“样板试点村组”的移民设想移植到每个干部的心中……
●葛洲坝,柳暗花明见“新村”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李伯宁惊喜地发现了“新大陆”—位于宜昌县晓溪塔镇附近的蔡家冲,有一个移民与当地人混合组成的“渔业新村”。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柳暗花明见“新村”!
渔业新村是1979年冬,由葛洲坝水库淹没区的平善坝的移民搬迁后组成的。1985年,全村有326户,780人,446个劳动力,其中移民占37.5%。
这个村,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原系荒山坡地,淤泥烂沟,耕地极少,主要依靠在长江捕鱼。新村建之前,两地群众生活均在中等偏下水平;短短五年时间居民收入超过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在当地居领先地位。
奥秘在哪儿呢?
李伯宁了解发现:这个渔业新村眼下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本身是集农、工、商于一体的联合经营实体。有渔业养殖、柑桔果园、民用建筑、工业印刷、长江捕捞、水陆运输、综合服务等七个生产组(队)。其拥有固定资产115.5万元,比搬迁前的1979年上升24倍;人均收入612元,比搬迁前提高了5倍。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村没有失学儿童,没有待业青年,是远近闻名的“沼气村”和“卫生村”,其住房条件之好,是全国农村少有的。
葛洲坝水库移民的成功经验,被李伯宁总结为如下几条:
1. 因地制宜,杨长避短,选好起点项目;
2. 在前进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
3.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生活水平;
4 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办法解决环境容量;
5. 依靠群众,就能够做到“花钱少,安置好”。
李伯宁认为:葛洲坝水库移民的成功例证充分说明,只要适应了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心理,使劳动对象由田地向水面和空间发展,经营范围由农业扩展到其它领域,各行各业并举,农工商结合,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活水平,是行之有效的办法。移民不仅为水利和水电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安置区有可能走在四化的前列,为国家再作贡献。
因为,渔业新村的诞生和发展证明:这不是幻想,也并非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