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那父子三人，消失在茫茫苍苍的夜色中，我才问李师师：“苏轼苏东坡？我知道的，在我们定州的众春园里，还有苏轼的祠堂，还供奉着他的塑像呢。”

    李师师微微一笑，伸手指着巴蜀的方向，说：“看，小男孩在听妈妈讲故事呢。”

    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母亲在给儿子儿子讲故事：

    当年，真宗下令定州建塔，州府不敢怠慢，一边委托会能绘制塔图，一边筹集土木砖瓦。

    万事具备、破土动工之时，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塔身太高，对于怎样把那些砖木石料运上去，数十名工匠均束手无策。

    知府一怒之下，全部判斩。

    当大堂之上只剩一名年轻工匠时，文书忙上前劝阻说：“再杀工匠，谁能担当造塔重任？我看暂且放他回家，让他考虑三日，三日后仍无良策，再杀不迟。”

    于是，那个“幸运”的工匠，被放回了家。

    回家后，年轻工匠自知凶多吉少。

    因为那么多能工巧匠都没有办法，他一个晚辈后生，怎能担此重任？

    他虽然茶思不饮，苦心琢磨，但是，到了第三日下午，还是束手无措。

    他想：自己必死无疑了，何不趁着脑袋还没有搬家时，快乐一回呢？自己老娘死了，又无妻室，死了到也无牵无挂。

    于是，他备菜饮酒，不一会儿，便酩酊大醉了。

    他踉踉跄跄地奔到村外老娘的坟前，想自刎去陪伴老娘。

    但是，因酒力过大，竟然还未动手，就迷糊了过去。

    在梦中，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向他健步走来。

    老人问：“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在这里痛不欲生？”

    年轻工匠“扑通”一声跪下，向老人诉说了定州建塔之事。

    老人翘首一笑，说：“我本想帮你，但是老了，不中用了，已是黄土埋没脖子的人了……”

    说完，老人驾鹤西去。

    工匠猛地一惊，醒了。

    他顿时茅塞洞开，赶紧奔向府衙，献上了“土囤”之计。

    第二天，定州塔破土动工，采用年轻工匠的方法，建塔一层，土囤一级，一直到了高高的塔顶。

    后来，年轻工匠回味良久，才悟出梦中之人，就是木工祖师爷鲁班。

    小男孩想：多么美丽的传说啊。修筑那么高的宝塔,如果不是采用“土囤”之法，巨大的方砖，重达几吨的塔葫芦，怎能运上去呢？

    传说,定州塔建成后，成了宋代众僧道徒朝拜的圣地，也成了庶民百姓游览的胜地。

    每当晴空万里，人们就会像赶集上庙一样，从四面八方聚拢来，争着登上塔顶，向西眺望连绵起伏的嘉山，向南俯视水波粼粼的沙河……

    顿时，有一种心旷神怡飘飘欲仙的感觉。

    这个忽闪着大眼睛听故事的男孩儿，就是后来开辟北宋豪放词派之先河的苏轼。

    苏轼，字子瞻，好东坡居士，四川眉州人，出身于一个颇有文化素养的小地主家庭。父亲苏辙在文学上很有成就，母亲程氏也是一个文学上造诣极深的大家闺秀。

    程氏看到丈夫常年游学在外，就毅然承担起了教授儿子诗书经文的重任。她经常把历史人物刚正不阿的事迹，作为教材，鼓励儿子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

    苏轼从小熟读经史，胸怀大志，纵论古今，文思泉涌，颇受父母的的赞赏。

    程氏讲完了“土屯”之法，又讲到了大宋开元寺高僧会能千里迢迢去天竺取经的感人事迹。

    苏轼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苏轼与佛教的因缘，最初来自家庭的熏陶，他的父母都是佛教信徒。

    于是，苏轼从小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聪慧过人的苏轼，问同样聪慧的母亲:“妈妈，定州开元寺高僧会能取回的佛祖舍利，现在还在定州吗？孩儿我真想一睹它的芳容啊。”

    于是,程氏又讲了北宋建国初期，名相吕端女儿绘制的那幅“刻丝图”。

    当然，这事儿，是程氏听从定州回来的丈夫说的。

    我悄悄地问：“李老板，刻丝土究竟在谁的手里呢”

    李师师说：“杨延昭为了保卫边疆，身先士卒，屡次征战，在57岁时，不幸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延昭临终时，把那件神秘的刻丝，和那块富有传奇色彩的黑石，传给了儿子杨文广。”

    1043年，铁面无私的包拯，奉仁宗之命调到京城开封，就任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特别检察官）。不久，由于工作出色，包拯升任皇帝的秘书和政事参谋。

    恰在此时，“包黑子”从李娘娘那里，探查了北方重寺开元寺关于佛祖舍利的“调包”之计，又顺藤摸瓜找到了吕端的刻丝图。

    因为这事儿涉及到了名相吕端和名将延昭，执法严明的包黑子，还是多了个心眼，没有向当时的仁宗皇帝报告，而是连夜秘访了杨门之后——在定州守卫边防的杨文广。

    杨文广给来者不善的包黑子，讲了“刻丝图”的来龙去脉，还讲了“血浪石”的传奇经历。

    一向刚强无畏的包黑子，深为开元寺高僧会能和老宰相吕端的良苦用心所感动，他的眼里，不禁闪动出了激动的泪花。

    杨文光看到辽国的势力日渐强大，而定州连年遭到强敌的骚扰，又知道“包黑子”铁面无私，不惧权贵，便告诉了他刻丝图的下落。

    我沉默片刻，高兴地问：“李老板，是不是包拯把刻丝图的下落，告诉了文采飞扬的苏轼？”

    李师师莞尔一笑：“不知道，我只知道刻丝图的‘雕刻版’，落在了苏轼的手里。”

    我惊讶地问：“李老板，是真的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