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师淡然一笑：“二月柳絮，我们回定州吧。”

    我大惑不解：“李老板，刻丝图还没找到，我不会去。”

    “到了定州，你就知道了。”李师师神秘地说。

    于是，我和李师师来到了定州塔上。

    李师师玉树临风，高兴地说：“你要寻找的刻丝图，就在了主持过庆历新政的范仲淹手里。”

    我们大家都知道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都记得文章里的那句千古名言。

    但是，据现代学者们考证，范仲淹从没有去过岳阳楼。

    李师师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其实，《岳阳楼记》中的“岳阳楼”，就是定州塔。

    听了李师师的解密，我简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的全部追求，他忧国忧民，他锐意改革。

    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他为官数十载，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自己获罪；他体察民间疾苦，高声疾呼。

    特别是他的庆历新政，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而失败了，但时，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李师师见我不说话，就解释说：“老范这是明写岳阳楼，暗写定州塔；明写国泰民安，实写危机重重。”

    是啊，那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那阴风怒号，浊浪排空；那日星隐耀，山岳潜形；那商旅不行，樯倾楫摧；那薄暮冥冥，虎啸猿啼，不正是边陲定州因长年造受战乱的纷扰，而破败不堪的景象吗？

    李师师伸手指着定州塔的最高层，若有所思地说：“看，老范又来了，还有文坛领袖欧阳修……”

    我高兴极了，因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见到”了北宋的两位大才子。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范仲淹和他的左膀右臂欧阳修，都沉浸在痛惜和孤寂之中。

    现在，他们考虑最多的，就是开元寺塔和佛祖舍利的安危，他们惦念开元寺塔的存亡，又担心佛祖舍利的命运。

    公元1046年秋天，面对大宋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范仲淹心事重重地登上了定州塔。

    背靠着定州塔的红色轩窗，远眺太行山的层峦叠嶂，近观唐河水的波澜惊涛，范仲淹不禁想起了北宋隐藏的社会危机，想起了北宋的内忧外患。

    当时，朝廷上，吏治腐败，国库空虚；地方上，土地兼并，官僚盘剥；边境上，强虏侵扰，战争不断。

    然而，宋朝每年仍在向辽国和西夏贡纳大批的银绢、茶盐，这既削弱了大宋的综合国力，又加重了黎民百姓的经济负担，形成了内外相连、恶性循环的动荡局面。

    自己虽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自己虽然驻守边防，屡立战功；自己虽然励精图治，推行新政。但是，遭到了守旧派的群起而攻，还被诬陷为结党营私，阴谋废黜皇帝。

    那些顽固的守旧派，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和欧阳修的庆历新政，虽然像天空中的流星一样，稍纵即逝了。但是，自己追求改革和进步的志向，始终没有泯灭啊；自己忧国忧民的赤心，始终没有停歇啊。

    这位北宋的文学家、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仰望着苍天，俯视着大地，终于吟出了那千古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而此时，欧阳修到了滁州，他很快从庆历新政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欧阳修广施仁政，体恤民情。在公务之余，游山慕水，寄情风月，写下了《醉翁亭记》等众多名篇，抒发了自己旷达自放的高雅情怀。

    也就是在定州塔上，范仲淹想到了“一琴一鹤自相随”的赵忭。其实，在庆历新政不久，赵忭就下定了出使巴蜀的决心。

    即将启程的当晚，赵忭思忖了一夜，把历经数人托付给他的刻丝图，转交给了“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

    站在定州塔上，范仲淹思索良久。

    他想到欧阳修比自己的文学才能高超，便作出了一个严肃而神圣的决定。

    于是，才有了二人自庆历新政失败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相会。

    公元1052年春天，范仲淹约欧阳修来到了定州塔。

    此时，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欧阳修成了北宋独一无二的文坛盟主，他痛斥文坛的歪风邪气，摒弃险奇古怪的“太学体”，提倡清新自然的文风。

    自感身体不适的范仲淹，勉强地登上了定州塔顶，从怀里拿出了那件刻丝图，又轻吟了一遍“先天下之忧而忧”，才郑重其事地把刻丝图交给了欧阳修。

    时隔5年后，苏轼、苏辙兄弟走出巴蜀，拜欧阳修为师。他们继承了欧阳修恩师的光荣传统，形成了平易清新的一代文风，终于使“太学体”销声匿迹了。

    李师师轻捋一把额前的秀发，凑近我的耳边说：“‘太学体’虽然销声匿迹了，但是，刻丝图的保存和传递，却成了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首要任务啊。”

    我仍是迷惑不解，禁不住问：“欧阳修是苏轼的恩师，而苏轼是欧阳修的得意弟子，他老人家肯定会把刻丝图交给苏轼。对吗？李老板。”

    李师师神秘地一笑：“不一定啊，欧阳修还有另一位得意弟子，他就是……王安石啊。”

    “那么,刻丝图究竟到了谁的手里？”我迫不及待地问。

    李师师又变得神秘起来：“我听说，‘金鹤峰下一支笔’的柳永手里，还有一幅刻丝图。”

    原来，在公元1043年，北宋的庆历新政时期，主持新政的范仲淹接见了前来拜谒的毕升。

    我抢着说：“我知道，毕升是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而来的。”

    李师师说：“对。我国最早的印刷术，是隋唐时期的雕版印刷，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佛教秘籍《金刚经》。雕版印刷工艺简单，费用低廉，印刷便捷，实行了好长时间。但是，毕升发现，这种方法费工费料，所以，就想改进印刷术。”

    毕升是个颇有经验的雕版工艺着，他在研究《金刚经》的木质雕版时，为了表示自己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决心，曾经雕刻了一件释迦牟尼的坐像，放在自己的床头，用佛祖追求圣明的行动，激励自己。

    范仲淹看到刻丝图整天折叠得整整齐齐，唯恐透气性差而遭到了损失和炭化。于是，就想找个高超的雕刻艺人，把刻丝上的“画眉鸟”雕刻下来。

    范仲淹感觉毕升诚实守信，又笃信佛教，便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了毕升。

    先前，毕升隐隐约约地听说过刻丝图的事，他早想为佛祖舍利做些贡献，所以，就高兴地答应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的要求。

    毕升吃住在范仲淹家里，对刻丝图揣摩了三天，又利用三天的时间精选木料，然后一气呵成。

    刻丝图上那只仰头鸣叫的“画眉鸟”，终于变成了一尊鲜活的鸟儿。

    毕升雕刻的“画眉鸟”，被范仲淹珍藏了近十年。1052年范仲淹病逝前夕，托付给了北宋第一个开拓宋词的人——柳永。

    柳永是大宋“婉约派”词作的创始人，他开创了慢词的新境界，留下了数不胜数的佳作。

    范仲淹把刻丝图托付给了文坛领袖欧阳修，把刻丝图的雕刻版托付给了北宋“曲祖”柳永，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才终于落了地，几日后，老范与世长辞。

    但是，生活的磨难和仕途的坎坷，使柳永不堪重负。范仲淹去世的第二年，柳永也告别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一生。